下乡的“数字游民”，你在他“乡”还好吗？

“数字游民”群体逐渐兴起，规模不断扩大。据统计，2020年全球共有超过5000万的数字游民（《2019年独立工作者报告》），预测到2025年数字游民的规模可达到20亿。结合多方数据可以大体估算，中国国内的数字游民或类数字游民群体在7000万到1亿人之间。数字游民已经成为一个值得高度重视的新型社会群体，正在引发社会各方面的连锁反应。

数字游民基地，是数字游民全球流动的前哨基地。数字游民可以在全球任何地方工作和生活，并通常选择那些生活成本较低、生活质量较高、基础设施良好的地方。

我国近年来也出现了诸多数字游民基地。位于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溪龙乡横山村的吉安DNA（Digital Nomad Anji）公社，聚集了一大批数字游民。横山村是白茶之乡，也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出处，《卧虎藏龙》的取景地，中国最美的乡村之一。吉安数字游民公社建在一片白茶园中，周边景色优美，风景宜人。

公社由一间废弃的竹木加工厂改造而来，内部设置了办公区、居住区、共享区、煮食区等。公社附近配有为创意工作者打造的安吉创意设计中心，能够充分满足数字游民叠加态的工作生活需求。吉安数字游民公社还特意召集了一批创意设计和策划专业方向的数字游民，通过发挥他们的专长，实现数字游民与公社基地和村庄的共建共融。

数字时代对空间的重塑，也赋予了人更大的流动性。数字游民不仅可以克服国与国的界限，实现在地球村的自由流动，也可以跨越城乡的界限，实现人才在城乡之间的对流。

乡村具有与城市截然不同的景观，乡村有能力为数字游民创造既有生活品质，又能带来经济效益的工作场景。对于长期生活在城市中的高质量人才来说，他们可以在乡村中体验田园牧歌和炊烟袅袅，与此同时，数字化工具助力数字乡民克服工作空间的约束，实现在乡村完成工作，在线维持不同团队之间的合作。

数字游民借助数字技术带来的空间缩短和流动性增加，与乡村产生更加多元的联系，为外部资源落地乡村提供更加多样的方式。因而，进驻乡村的“数字乡民”，为城乡要素流动和数字技术下沉乡村提供了另一种路径。

许多艺术家、科技工作者、创业者在各乡村建立工作室、实训基地、创业小镇等，成为乡村振兴中的一道靓丽的风景。北京原乡映客公司是国内首家以数字游民为主力客群进行商业化运营的创新创业企业。该企业正是通过打造“工作+生活+社交”新场景，为数字游民群体提供“边创业、边工作、边交友、边旅居”的一站式解决方案。

目前公司在国内已经布局十余个数字游民基地及游民创客学院，同时在线上创建超越物理限制的认同者社区，在连接国际和国内数字游民群体的过程中，促进城乡人才要素流动和产业价值提升。光山数字游民基地自2023年2月正式投入运营后，四个月内基地就接待了数字游民400余人次，获得电子会员200余人。基地服务的客群涵盖了企业家、设计师、建筑师、新媒体运营师、乡创文化运营师等数字游民伙伴。

不同于传统的人才下乡，数字游民中的相当一部分是全球范围内流动的科技工作者、艺术家和创业者等高质量人才。这部分群体链接了城市乃至全球范围内的资本、技术、市场等资源。他们在县域周边工作生活的同时，外溢了诸多外部要素进入到乡村中，为既有产业提档升级提供了可能，也推动了县域电商、乡村文化产业、特色产业等新产业形态的发展。

所谓农产品电商化，并不是简单地把农产品相关信息放在电商平台上。在实现农产品电商化的过程中，需要运用互联网的产品思维，对产品进行适应潜在消费者偏好的改造和升级，这一过程离不开专业人才的帮助。一方面，农产品的市场定位、产品包装和品牌运营需要根据终端销售数据和消费者偏好进行全方位的转型和升级；另一方面，在农产品的生产端，也需要有专业人才针对市场需求，对农产品种养殖过程的标准和质量进行进一步提升。

农产品电商产业是数字乡民大显身手的重要场景。近年来，许多位于一线城市和省会城市的电商运营和直播带货公司纷纷派驻工作人员下沉到各地县域，对县域的农产品电商进行整体规划、整体运营和整体开发。

这些数字人才具有高度的流动性，正是这个群体将乡村、县域与大中城市乃至全球市场紧密联系在一起。比如，山西的乐村淘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乐村淘”），是中国第一家服务于8亿农民的村镇O2O电商平台，汇聚着多行业的数字电商人才。乐村淘团队进驻县域后，首先对县域资源进行了充分调研。在挖掘本土资源、展现本地特色的基础上，团队中的数字乡民将供应链产业链体系、城市消费偏好与市场品牌意识带入到了农产品的电商销售中。

数字乡民与在地乡民发生了紧密互动。在具体实践中，县域数字经济发展往往面临着“无人可用”的困境，而中西部县域人口外流尤为严重。为解决该问题，县域不仅需要引入数字乡民开展开发产品、培训网红、直播带货等业务，更需要大力挖掘培育稳定的、内生的在地乡民队伍。乐村淘提出“乐创客”鼓励农民工、返乡大学生创业就业，通过“互联网+”孵化一批批当地具有竞争力具有特色的传统企业，助力乡村实现卓效发展。

平顺县的一个网红（杨总）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她早期在广东打工，生完孩子以后为了方便照顾孩子就返乡创业，刚开始卖村里的核桃等土特产，之后在网上直播卖党参，近年来在乐村淘团队的引导下积极参与平顺县乃至山西省的网红大赛。2022年，她还与周边108个农户建立合作关系，线上线下党参销售量超30吨，销售额达到500万。

进一步，文化创意项目往往需要经历一个长期培育的过程。在这个文化产品打造的过程中，往往需要靠特定人才的私域流量支持，这是依靠乡村内生性人才难以完成的一项工作。

盛荣是一个在数字时代实现了跨地域流动的自由职业者。在景德镇陶瓷大学学习陶艺专业的盛荣，大二时候便开起了自己的陶艺店，大三时候与人合伙办起了工作室，得闲他就喜欢在各地转悠体察生活、感受艺术。2014年，盛荣和朋友在钓鱼的时候偶然发现了大山深处的曹家畈村，并受到了当地淳朴好客的村民的热情接待。回去之后这个村庄让盛荣念念不忘，他想着能不能为这个村庄做点什么。他发现本地拥有烧瓷的良好条件，便将自己成熟的陶艺技术和私域流量引进曹家畈。他还充分挖掘村庄的知青文化、孝道文化，运用市场运营理念，将村庄造成一个文化创意品牌。

进一步，他利用公众号、小红书、线上直播等数字网络宣传方式，对村庄的农产品、陶瓷和特色文化品牌进行了大力推广。如今，曹家畈村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陶瓷工坊、特色民宿、农家餐厅、艺术研学等多元新业态正发展得如火如荼。

从数字游民到数字乡民的转变过程中，盛荣成为城市与乡村的重要链接点。发展乡村文化创意产业不仅需要大量资本投入，还需要与乡村社会基础长时间融合。作为“数字游民”，盛荣流动到曹家畈的时候，也将资本、技术和市场要素带给了村庄。

在与村民深入交流、共同生活的过程中，盛荣具有了“乡民”的气质与特征。他每次来村庄都给村民带“亲情包子”，还免费为村庄交电费，甚至将家人也接到曹家畈中生活。在这个意义上，他已经转化成为“数字乡民”。他在享受乡村生活状态的同时，又通过数字网络和物流联通各地市场，带动村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例如他通过直播电商平台，将村中柴窑烧制的陶瓷销售到全球各地；又通过宣传推广把自己工作室积累的城市客人引流到村庄中来，带动村里的一二三产消费，推动乡村与城市融合发展。

正因为盛荣既懂得艺术生产、拥有艺术品位，又懂得市场运营，他才能根据曹家畈村庄的特点，激活村庄文化资源的市场潜力，打造村庄的美学样板，在村庄中营造和渗透艺术氛围，促进乡村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如今，盛荣又被引入到光山县，来挖掘本地古寺、古茶文化，并运用艺术审美和市场意识，通过品牌化打造，进行文化输出。数字乡民的每次流动，都意味着给新的地方带来新的活力与新的机遇。通过数字网络，数字乡民又可以将这些地方联动起来，实现资源整合，增强各地产业的竞争力。

“数字乡村”正是“数字中国”战略与“乡村振兴”战略的结合。202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对“数字乡村”建设作出了提纲挈领的规划：“推进数字社会治理精准化，深入实施数字乡村发展行动，以数字化赋能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和乡村治理。”数字化如何赋能乡村、数字技术如何在乡村下沉，关键仍需要落实在具体的人身上。充分发挥数字乡民群体的作用，有助于促进数字技术在乡村的展示、推广与应用，提高农民现代信息技能，为数字化赋能乡村振兴提供有益借鉴。

要充分发挥数字乡民对乡村振兴的作用，需要进一步推动数字游民与乡村的要素发生化学反应，推动这些资源与县域社会和既有的产业充分融合、共同发展，避免数字乡民在乡村陷入“数字孤岛”。

一是要加大乡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拥有良好的网络基础设施是影响数字游民选择目的地的最主要因素。要通过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支撑平台建设和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升级等来提升乡村数字化水平。而依托较高数字化水平乡村建立数字游民基地，能够聚集到不同领域、不同背景的数字人才和乡村创客，共同推动乡村经济高质量发展。

二是要建立数字乡民与乡村的有效链接机制。政府要出台针对数字乡民的优惠政策，如提供医疗、教育、住房等方面的补贴与支持，增强地方对数字乡民的吸引力。同时，政府要建立各种平台和形式，推动数字乡民与周边村庄和村民形成有效且稳定的利益联结机制。要在政府、数字乡民、村集体与村民之间形成利益分配合理的合作模式，既激励数字乡民与乡村产生关联的动力，又保障村民在产业发展中的有效参与和实际利益。

三是要充分发挥数字乡民对本地人才的带动作用。充分利用数字乡民的技术和理念优势，通过数字乡民举办的各类培训、公益课堂、县域创业大赛、创业分享会、市场推介会、文化推广会等活动，在乡村形成创新创业良好氛围，为乡村县域培养本地的人才，从而将外来的技术优势、人才优势转化为在地化的内生发展动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