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乡村振兴不能不谈县域经济。中国有1300多个县、近3000个县级行政单位,从东部沿海到西部大川,经济差异有若天壤,很难用一句话概括。不管这些县域经济差异有多大,数字化都为发展经济和提升治理水平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工具。在这些工作中,人才振兴属于“牛鼻子”,人才则是打破县域经济冰层的利锤。只有做到了招才引智方面的“乡村智兴”,其他领域的“乡村振兴”才具备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一、县域经济里的那些关键人

中国的很多县域可以被戏称“三无县城”:没有支柱产业、没有特色农业、没有骨干企业。产业衰败,导致人口外流;进而导致很多县城的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出现落差,有些地方落差之大,甚至达一半以上。县域没有足够人口支撑,服务业也在萎缩,营商环境衰败。这进一步导致没有有效产业投资。整个县域经济陷入恶性循环。

不过,这并不代表县城没有希望。仔细观察后你发现,很多地方的县域经济就像一条结了冰被冻住的大河。表面看起来没什么生机。但仔细观察冰层的底下,你会发现这里蕴藏着丰富的元素:村里人更多地涌向县城,烟火气息依然迷人;有的县域有丰富的矿产、农业资源;甚至在一些地方,出现了城里的“打工人”返乡创业的小热潮,这也带来一些活力。这些要素就在县城里静静地流动着,只是因为河面结了冰,流动规模和速度没那么大。

发展县域经济,需要的就是一场破冰。人才,正是破冰的利锤。把人吸引来,放到正确的位置,哪怕只是打破一点点地方,首先让人力和资源等要素流动起来,也会带来小环境的改变。最终大河破冰,县域经济就会焕发出勃勃生机。

近几年新兴的数字经济不断在县域和乡村扩展,为吸引人才,带来了一次难得机遇。我们发现,在创造吸引人才回流的环境方面,数字化拥有独特优势。

首先,数字化为县城创造了很多新的就业岗位。这里面不仅包括“飞手”、“主播”这些门槛较高的岗位,而且还有不少普通的劳动岗位。比如说,一些互联网公司将客服和数据标签的岗位设在了县城。和传统的劳动密集型相比,这种新型的劳动密集型岗位门槛不高,但工资更高,有的人甚至能一个月挣五六千元,这在很多县城就很有吸引力。还有县城电商兴起,网约车被接受,外卖也在普及,这些都属于数字经济,一些从业者的收入都不算很低。

其次,数字化为县城创造了良好的生活和文化氛围。传统县域不仅经济形态简单,而且服务业也很单调,很多县城的娱乐方式只有打台球、上网吧、唱卡拉OK、洗浴,很多年都不曾变化。如今,数字娱乐在年轻人中已经普及,即便在大城市,很多年轻人的主要娱乐生活,也只是打游戏、刷视频。在虚拟世界中,年轻人不管在哪,都能获得沉浸的互联网体验,这一点并不比在大城市差,县城里的生活也不再那么无聊。数字化娱乐不分城乡,拉平县域和大城市的娱乐风尚,你会发现县城青年“赶时髦”的速度一点不比城里人慢。

再次,数字化也为一些高端人才在“希望的田野”上创造了新的发展机会,有利于吸引人才回流。一些城市人才(包括一些大学生、互联网公司员工)开始尝试下乡发掘机会,本地人才也在积极寻求和互联网连接的机会,不管是智慧农业、数字文旅,甚至智慧煤矿,我们都能发现越来越多的“大厂人”、“大学生”走在田间地头。

所以,数字技术浸润到到县域,一定要找到使用它的人。最早触网的通常是年轻人,他们带动家里父母老人用手机上网,形成了一种“文化反哺”。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老人,他们用手机上网的场景会更多,也更加刚需。其次就是县城里的企业家、经商者、村里做买卖的经济能人,他们对数字经济的形态很敏感——其实早年微商的很大群体正是他们。最后,县城公务员和乡镇干部也是对互联网相对熟悉的群体。这些都是数字化下沉首先触达的人群。

但是光找到触达人群是不够的。互联网产品要做到成功下沉,既叫好又叫座,就一定要满足高频的刚需。怎么找到这种刚需呢?就需要关注县域里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化。

举几个例子,短视频快速下沉,尤其是在老年人中迅速蔓延,除了因为大量乡土素材的短视频确实容易让人着迷,还和乡村的生产方式变化有很大关系。现代农业生产对劳动力的需求已不像过去那么大,一些农民有了大量闲暇时间。再加上村小消亡,年轻妈妈带着孩子涌向城镇读书,一些老人平时甚至基本不用带孩子。这些都是短视频在农村大受欢迎的基础条件。

再比如,由于农村人口进城,县城出现了一个颇有实力的消费群体——县城妇女。她们或全职带娃,或一边在县城打工一边带孩子,家里消费几乎全在县城。这些人正是县城里消费力最强的群体。外卖、美妆等电商下沉到县城,就是极大满足了这些群体的需求。这些案例告诉我们,数字经济要想在县城和乡村立足发展,必得把握当地人口结构,对地方经济形态有深刻理解。

二、产业兴旺的基座是治理有效

没有良好完善的治理,产业无法繁荣发展。即便引进产业项目,村庄也接不住、长不了,甚至会引发“逼民致富”群众却不买单这样的意外后果。所以不仅乡村治理提升和乡村经济发展是同步的,治理人才和经济人才之间在乡村也是相通的。

在传统中国的村庄里,富裕群体通常也是村庄管理者(比如传统的“乡贤”)。改革开放后,农村人口外流,乡村精英或是外出上学、工作;或是经商创业,搬到城市里生活。一段时间里,村庄治理骨干多是村里年纪大、资历深的干部,他们有经验和威望,但有的对于经济发展的新形势却力不从心;而那些发展得好的村庄,往往都有一个出色的“村庄经营者”,能够把治理和发展融会贯通。

近些年来,村党组织书记、村民委员会主任和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合作经济组织负责人由同一人担任的“一肩挑”越来越多,有利于村党组织全面领导村级各项事业。随着返乡人才回流,有能力的年轻人参与乡村治理,经营能力和治理能力集中在同一群体身上,也将是大势所趋。

乡村治理手段的升级,需要借助新兴的数字化工具。数字技术除了满足乡村经济和娱乐需求,也提供了乡村治理的“工具箱”,给基层干部提供了多种手段。除了微信群、健康码这些我们再熟悉不过的手段,有三条路径是非常明显的。

首先是数字化的新型基础设施,比如摄像头、云设备、5G、物联网等等。其次是一些传统工具的数字化。比如最近几年,有一些地方县城融媒体的发展,不仅成为宣传工具,而且发挥了政务、商务、服务的功能,这些做得好的融媒体虽然凤毛麟角,但提供了值得观察的新对象。最后是县域公共服务的数字化转型升级,乡村一张网、各种网上办理的手机APP,使农民不需要进城也能在家办事。

更有一些互联网公司探索了主打乡村治理的数字工具。最典型的是腾讯为村。腾讯为村的定位是连接情感、连接信息、连接财富。在这个平台上,村友之间是熟人社交,本村的村友组成社群平台,参与村庄治理的监督;不同村庄的村民之间,又是陌生人社交,可以对外展示村庄风貌。腾讯为村像是微博和微信复合体,构建了一种云上虚拟公共空间,为村庄的数字文明建设找到了一个载体。

三、“耕耘者”振兴计划的独到之处

专门服务乡村治理的数字产品还很少,还需要更多创新,不仅要把治理和市场功能进一步地打通,而且要提供更新的内容生态和更有效的动员方式。在这个方面,农业农村部最近宣布在全国范围启动“耕耘者”振兴计划,可以给我们不少的启示。

去年5月,农业农村部和腾讯签订“耕耘者”振兴计划战略合作协议。今年4月,这个计划将在全国范围全面启动,由农业农村部主导,腾讯公司出资,政企合作共同组织实施,培养乡村治理骨干和新型农业经营人才,目标是3年内线下培训10万人、线上培训100万人。这项计划的着眼点是人才培养,这和互联网公司常用的“输出资金”和“输出技术”模式很不一样,啃的是最硬的骨头。试行了近一年后,初期成果颇受肯定。经过观察,我发现“耕耘者”振兴计划,有着自己的独到之处。

首先是整合了资源,形成了平台优势。“耕耘者计划”由农业农村部指导施行,头部互联网企业兴办。这是一种充分发挥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双重优势的组合,体现了农业农村部的创新和担当。其实,地方上对乡村振兴知识和技能的需求很大,相关培训班很多,各种农机技术教学班、乡村干部管理培训班,常年成为乡村培训的主力军。但这些地方性的探索,没有形成全国性的品牌效应。如果一个有强大品牌效应的培训体系推广进来,就很容易就被接受。

其次是组织动员方式创新。“耕耘者”振兴计划完美做到了“两个结合”,一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二是线上动员和线下扎根相结合。

在第一个结合方面,“耕耘者”计划制作了一个小程序,里面是各种乡村政策、农业技能、产业经营知识,内容丰富完备。这个小程序里,在内容建设上最大的亮点,是那个叫“乡村振兴100问”的栏目,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专家们通过大量的调研和基于理论框架,汇集和提炼的100个问题,个个都是乡村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难题。

“耕耘者”计划相信“高手在民间”、“实践出真知”,邀请乡村达人们来回答这些问题,线下和线上参与培训的学员也会被邀请来回答问题。通过这样一个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过程,有理论水平和农村工作经验的人汇集到一起,形成了乡村振兴知识的宝库。“耕耘者”振兴计划最终能够完成一幅关于乡村振兴的知识图谱、汇聚一批关于乡村振兴的“乡村KOL”。这个“乡村版得到”的形成,不是大平台是做不出来的。

第二个线上动员和线下扎根相结合,就更有意思了。以往很多地方的乡村人才培训,都是简单的单向授课,受训者经过几天快速充电,就再没有后续,有时候甚至只带了耳朵,却没有带上脑袋和手脚。“耕耘者”振兴计划既有中央政府部委的支持,也有地方政府的积极参与,还有大公司引入的“竞争”机制。比如在线下班,搞竞赛制,县领导推选报名的人才,也要在层层进阶中面临淘汰的“危险”,要想笑到最后,就得走心入脑,不仅认真参加线下学习,还得积极参加线上活动。这也为之前所说的“乡村版得到”提供了重要的“粘性”。

如果说乡村振兴的主战场在县域,那县域里最难啃的、但必须啃下的硬骨头就是乡村人才振兴。“耕耘者”计划为“乡村智兴”提供了一个创新的好模式,其本身就是对产业和治理共同演进关系的一个写照。

作者:吕鹏(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执行院长)

原文来源:《央广网》(2022年04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