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之善： 推动数字公益 共享治理红利
编者按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聚焦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提出必须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公报明确提出科技是治理共同体建设的有效手段。中央提出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总体要求之后，各地积极行动，改革创新，社会治理的组织创新、模式创新、政策创新、技术创新层出不穷。其中，部分领军企业用数字公益助力社会治理的诸多做法，集中体现了中央要求社会协同、科技支撑和治理有效的精神。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数字时代的公益新模式”课题组先后实地调研了腾讯、美团、传化等国内最富有影响力的企业基金会。这些企业基金会依托数字技术，结合自身业务，以“互联网+公益”的方式助力社会治理创新的做法，打造了一条高效率、强参与、多协同的治理模式，既有效支撑数字经济的发展，也撬动了社会各界的共治、共益力量，成为新时代打造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崭新样本。课题组通过实地考察、集中座谈、单独访谈等方式对这些模式中的可复制经验和存在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依靠科技，创新手段，推动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对策。
光明日报整版报道
腾讯“为村”的陶坝村
美团外卖业务的“青山计划”
传化集团的智联网络
1. 数字时代的社会治理：科技与企业如何助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这一重大政治论断，赋予党的历史使命、理论遵循、目标任务以新的时代内涵，为我们深刻把握当代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新特征，科学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提供了时代坐标和基本依据。新时代不仅仅指的是新目标、新任务，也需要面临新形势用新方法解决新问题。就经济发展来说，信息技术的迭代已经将中国带入了数字经济的新时代。2017年世界互联网大会聚焦数字经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遵循四个共同，即发展共同推动，安全共同维护，治理共同参与，成果共同分享，来推进数字经济的发展。“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数字经济发展的新时代对社会治理的模式、方法和目标提出了新的要求。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想要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不仅仅是需要政府引导与督促，同时也需要企业、社会组织（包括“企业基金会”）、公众共同的参与——社会协同是推动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法论。十九大报告的论断，重新定义了企业社会责任发展方向：以企业社会责任为抓手，引导和促进民营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发扬企业家精神，推动其以新技术要素投入社会建设，可以有效破除传统社会治理的固化模式和技术瓶颈，释放治理效能。这对社会主义新企业提出了新要求。新时代的感召下，不少企业纷纷将企业社会责任上升到“一把手”工程，重新梳理自己的企业战略和使命，“商业向善”、“资本向善”、“益商结合”成为企业践行企业社会责任的新潮流、新共识。
我国企业发起或支持的社会公益项目在过去十几年里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和创新，形成了一批有影响力的品牌项目，比如由吉利的“吉时雨”、京东的“物爱相连”、阿里的“蚂蚁森林”、腾讯的“99公益日”、百度的“AI寻人”等等。这些项目不仅在名称和品牌塑造上就别具一格，而且大多数都是充分利用自身的商业优势，甚至创造了新的商业模式；更重要的是，这些项目中的佼佼者，使中国企业更加有效地利用技术和资本的力量应对目前的社会问题，发挥企业的社会价值。比如，一些科技公司利用方兴未艾的人工智能技术，创造性地为很多之前难以通过传统方式解决的社会痛点提供了技术解决方案（比如走失儿童的打拐、问题疫苗的筛查），这些模式即便在全球都具有领先的地位。
数字公益正是对这种企业利用信息技术践行社会责任，推动社会问题解决，创新社会治理模式的总称，包括募捐、配捐，乃至“善能量”转化。组织形态上，常常呈现出去中心化、数字化、网络化和协同化的特点，致力于打造人人公益的善行圈，创造凸显社会影响的价值链。截至目前，数字公益已经在全国范围内覆盖了环境保护、医疗救助、扶贫攻坚、行业互助、教育培训，以及儿童妇女保障等社会发展领域的多种类型，成为我国推动社会进步与发展，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动能、新手段。
2. 企业以数字公益创新治理的模式与样本
当下，企业践行社会责任的方式多样，无论是扶贫、环保还是教育都活跃着企业或企业基金会的身影。作为主要资金捐赠方，他们是社会问题解决的源头活水；作为市场经济主要行动者，他们也是活化乡村，赋能落后地区的行动者；作为前沿技术的开发应用者，他们是他们也是社会创新的推动者。课题组在深入考察当下企业践行企业社会责任的不同类型之后，选择了社会影响广泛、模式新颖、可复制性强的三个深入探讨企业践行企业社会责任，推动社会建设，实践“企业+技术+治理”的不同运作形态。
腾讯：“互联网+乡村”。当前的中国乡村不仅是“贫”的问题，地理的疏隔、心理的疏离、青年的抽离让乡村社会处在全方面“穷”的状态，腾讯总结为“三重失连”的状态，这让任何新事物的推动都举步维艰，更像是一场不计成本、旷日持久的“数字义务教育”。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为了让乡村社会的人与人、人与组织、人与市场重新连接，腾讯公益基金会打造一个网络平台，命名为“为村”，希望从乡村移动互联网能力建设入手，推动城乡一体化建设，为新时代数字经济发展减负增能。以新时代的“党务”、“村务”、“事务”和“商务”为目的，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孵化的“为村”项目逐步上线，并取得了认可。
“为村”以乡村集体组织为单位，实名认证，立足于推动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它有几种功能：第一，“为村”作为上线村庄的互联网名片。通过“村庄星级体系”挖掘特色村庄，在线集中呈现村庄聚人、聚心、聚力的发展图景，村集体和村民还可以通过为村展示村庄特色，吸引外界资源进入村庄，走上脱贫致富高速道路。第二，“为村”可以作为云端上的党群服务中心。为村级社群提供基层社会治理的数字化服务工具，搭建“党务、村委、商务、事务、服务”五务合一的在线党群服务中心，提高乡村基层工作开展及重要信息上传下达的效率，强化党建引领作用，推动精准扶贫留轨迹、社会治理见成效、乡村振兴有成果。第三，“为村”实名认证，可以成为村民手机里的精神家园。在村庄空心化的情况下，构建村民的网上精神家园，村民无论身在何处，都能实名认证加入本村为村凭条，和村友互动、参与村庄公共事务及活动，在全国各地为村村庄跨村交流和学习，更有机会获“加油为村基金”支持开展村庄活动，激活村社群内生动力和凝聚力。
“为村”的负责人陈圆圆表示，只有各类行动主体都能在“为村”上各取所需各尽其责，乡村的社会团结才有重新达致的可能，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为总要求的乡村振兴也才有早日实现的前景。
美团公益：互联网+生活。当下，美团点评已经成为继阿里、腾讯之后，中国的第三大互联网上市公司。除了市值，美团的重要性还在于作为一家“互联网+生活服务”电子商务平台，正在通过吃玩住行等生活服务深刻改变中国人的生活，用科技提升生活服务业的效率，提升服务行业的水平、创新能力、拓展产业空间，并为生活服务从业者提供更好的职业空间和职业尊严。
美团公益正是结合平台所创造的丰富生活服务场景，将公益融入消费者生活，为用户搭建安全、简单、便捷的公益捐赠渠道，为慈善组织提供均等化信息发布和筹款服务。美团公益扎根于美团的主营业务板块，采用了行业公益与平台公益相结合的模式。
美团正着力建设成为一家社会企业，美团的业务也是跟社会息息相关。美团外卖为数亿用户提供便捷、高品质的服务，同时解决了很多用餐场景的难题，比如去年就有超过751万的医护人员会叫外卖到医院来用餐，包括解决2000万老人是做饭难、吃饭难的问题等。
到店餐饮业务和外卖业务作为美团核心业务之一。2019年10月16日，世界粮食日期间，美团公益与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合作，策划了“彩虹公益套餐”活动。用户每订购一份彩虹餐，商家就会捐赠一笔善款，用于支持联合国粮食计划署“学龄前儿童营养餐”公益项目，帮助湘西地区3-6岁贫困学龄前儿童改善营养。值得一提的是，这项计划不仅号召用户帮助他人，还在向用户倡导“拒绝隐性饥饿”的健康理念，通过“吃彩虹挑战”等活动来培养用户均衡膳食与健康生活的习惯。
作为负责任的互联网生活服务平台，美团不仅自己带头作公益，还利用其平台优势，带动利益相关方一起践行社会责任。“美团公益商家计划”是其平台公益的明星项目。这个项目的主要发挥互联网的平台优势，带动商家、用户、参与公益，推动公益资源整合，“让每一笔订单都更有温度”。
传化“安心驿站”：互联网+新劳工。数字经济的运行不仅需要高效的生活物流配送体系，还需要高效的供应链物流推动生产端互联共通。中国经济迈上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是市场供给与消费两侧都从万物互联走向万物智联。传化集团是少有的从公路物流开始，依托智能物流系统、云仓系统、支付系统做生产物流的企业。生产数字化背后是数以万计的卡车司机。
传化公益基金会王飞告诉课题组，全国76%的货运量是靠卡车司机完成的，平均每天超过1亿吨，服务了城市的生活保障，服务了生产和流通高效运转，是支撑国民经济运行的一支重要力量，但缺少应有的尊重与帮助。他们曾查遍了全国5000多家基金会等社会组织，专门针对卡车司机的公益项目还没有找到，因此决定以公益的力量帮助卡车司机。
“传化·安心驿站”2017年12月26日正式启动，主要提供以下几个服务：卡车司机的互助咨询；公益支持培训；社会认可。由于卡车司机常年在路上，因此，其首要诉求基本与道路相关，路况询问、道路援助以及路上社交。不过，其核心的组织形式仍然是依托驿站，发动卡车司机互相答疑、救援、交友，并鼓励线下建立实体驿站（自家酒店等形式），线上与线下互动。驿站实行属地化管理，在物流运输中卡车司机汇聚的地方建立驿站。站长既是管理人员也是服务人员，最常做的就是对在路上遇到车抛锚等问题的卡车司机提供道路救援。为了提升这些助人者的积极性和专业性，项目同时开设了“传化社工”的系列培训课程，对进入安心驿站3年以上的员工，给予初级、中级、高级“传化社工”的荣誉。
3. 数字公益的治理效能与社会影响
作为数字时代的产物，无论是从社会影响的广泛程度、治理模式的创新程度，还是产生的社会和经济效能来讲，数字公益在治理效能和社会影响方面都引发了积极的效果。领军企业激发信息技术的社会性，提升治理效能，推动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创新经验取得了明显的成效，特别是在社会协同、科技支撑与治理有效方面，以创新企业家精神为载体，转变企业社会责任实践方式为抓手，扎扎实实落实了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打造共建共治共享治理共同体的总体要求。
技术赋能，调动各行业各的公益力量，推动社会协同。数字公益让“善”插上翅膀，让翅膀挥舞起来的机制就是充分发挥互联网高效连接的独特优势。行业协同一起做公益的模式值得关注。在“为村”的案例中，我们看到，腾讯公益基金会整合多种市场、渠道资源推动乡村振兴。例如：充分利用美的的品控、营销网点和供应链，本来生活的买手制度和市场数据，移动的基站等市场优势资源为乡村赋能。再比如，美团公益强调搭建良好的公益生态，倡导平台上的酒店业关心留守儿童问题、餐饮业关心营养均衡与绿色环保议题、旅游门票业务板块关心自闭患者等社会议题。他们推出的彩虹餐计划，致力于让公益伙伴互利共赢。对商家而言，既推出了一款健康的新菜品带动营销，又倡导了健康的膳食观念，一举两得；而用户在一种特定的消费动作引导上，在参与公益的同时，也改善了消费者自身对于健康、营养的认知；同时，这也能够为公益机构募款，可谓多方共赢。
科技支撑，推动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责任践行的互利共赢。数字公益的典型特征就是互联网信息技术的支撑，从而将企业的市场主营业务与社会公益项目结合，以业务能力助力企业社会责任践行。美团正在建设生活服务业从需求侧到供给侧多层次科技服务平台，旗下业务包含外卖、酒店、门票等多业务，覆盖吃住行、游购娱等200多个生活服务品类，链接着590万商户，以及多达4.4亿的用户。这是他们能够盘活线上线下资源，开发生活场景，汇聚善心的基础。“为村”仅仅上线几年，就以指数级的速度复制扩散依托的也是互联网技术。腾讯公司创始人、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发起人兼荣誉理事长陈一丹就表示，“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石。为村上线至今，发挥最大作用的，包括“党群服务”和“村务服务”，为群众服务亮承诺、亮实绩，都在为村平台上公开。”
赋能弱势边缘群体，促进社会团结，推动治理有效。中央用来解决各类社会问题的政策和资金总量是巨大的，但问题是结构和效率。弱势群体缺乏组织化的抓手，大量的政策和资金无法触及他们是社会治理的痛点。以卡车司机来说，他们原本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的生活多数在路上。因此，这个群体的生理、心理健康常常面临普通人难以理解的压力，如果长期得不到有效疏解，常常引发道路安全、冲突、涉黑，甚至极端的群体事件等新的社会问题。“传化·安心驿站”旨在依托互联网技术，将卡车司机连接和组织起来，让他们学法守法、救援互助、交流学习。如同“安心驿站”的名字一样，传化集团依托传化慈善基金会所做的这个项目正是希望卡车司机本人、卡车司机的家人，以及跟卡车司机汇车的路人，乃至社会各界安心，帮助他们找到归属感的同时，赢得社会认同。公众引导和公众教育。
4. 进一步推动数字公益的政策建议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已经为如何提高治理效能指明了方向。我们需要设计更多的政策工具，推动和引导更多的企业，尤其是科技企业，通过成立或资助社会组织（比如各种公益基金会）、赋能社会群体的方式，加入到助力社会治理的伟大事业中来。这不仅有利于“社会协同”的大发展，而且有利于“科技支撑”的强落地。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看到，这种社会治理的效能，反过来也会推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既可以通过企业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来促进民营经济的健康发展；也可以通过引导和培养民营企业家树立正确的责任观，促进他们的健康成长。我们的政策导向，应该要大局着眼，细微处着手，培养包括企业、企业公益基金会、基金会赋能的社会力量共同回应现实，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社会治理效能，推动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要重视企业的互联网慈善探索，适时将其纳入民政或市场监管部门的评估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慈善法》实施以来，我国慈善事业借助“互联网+”迅速发展，互联网慈善在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现有互联网慈善的备案、监督和捐赠信用管理体系主要是以社会组织为主体，关注“捐赠”行为。但是，企业依托企业社会责任进行的数字公益探索，或者根本没有现金捐赠行为，或者已经融合在产品定价之中，市场交易的过程中同步产生了客观上的公益行为，这种模式既不同于传统的市场监管系统的范畴，也游离在民政监管体系之外。因此，对企业社会责任或社会企业这种益商融合的组织类型还缺乏有效制度约束，也没有合适归口管理单位。例如，当前我国在全国层面上，在注册登记时还不存在社会企业这个类别，主要由各类第三方机构通过评审认定而产生。不过，在一些地方（比如成都），地方市场监管部门已经创造性地对“社会企业”进行了官方认定，取得了非常积极的经济和社会效果。
商协会等相关机构要协调好与各利益相关方的社会责任关系，适时成立民营企业社会责任的监督机构、评估机构和协调结构。民营企业、商协会、甚至工商联，可以设立独立的社会责任委员会，并由各利益相关者委派代表参加组成，确保各利益相关者可以在第一时间里知晓企业的重大变动与决策，同时可以表达自己的主张与看法，确保企业各项经营管理决策的顺利实施，形成合力共同推进民营企业发展建设。工商联应该加强与相关智库的合作，抓紧出台自己的针对民营企业社会责任的指标体系和分析模型；在涉及民营企业社会责任的制度建设和立法方面，也应该借鉴市场监管部门和金融部门的优秀经验，促进民营企业社会责任国内标准与国际标准接轨。
宣传部门要充分重视企业社会责任特别是“互联网+公益”在社会问题建构和社会教育方面的作用，让其成为公众教育和思想引导的阵地。与传统救助不同，数字公益项目长于议题构建和公众宣传。一方面，他们拥有受众黏性较强的互联网平台，具有传统媒介难以比拟的流量优势。另一方面，数字公益的主要贡献并不在与平台发起者自身捐赠的数额或人员投入的数量，而在于通过其网络优势和规则引导，调动引入其他资源的程度。因此，数字公益必然需要寻找多方合作者的利益结合点和价值共识区。例如，美团的“公益彩虹餐”计划不仅教育了商家，也教育了公众对营养均衡问题的认知。腾讯“为村”项目不仅弥合了数字鸿沟，也教会农民环保、社交、电商，弥合了城乡消费文化习惯的鸿沟。引导和激发公众的参与解决社会问题的意愿和能力是形成“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的治理格局的前提。
领军企业要充分发掘自身的业务能力，从市场能力投入社会建设，创新社会治理。课题组调研发现，美团、传化等企业都开始依托自己的主营业务和数字能力，将平台拥有的数据资源视为重要的商业和公益决策依据。数字公益的优势，能够超越地理区隔、行业职业身份差异，进行对接，同时实时掌握互动，保证需求的回应性。同时，数字公益还能通过良好的公益产品设计，对社会进行合理有效的干预，促进团结、互助与稳定。从这个意义上讲，数字公益不仅能够把原子化、散乱的个体连接起来，还能了解他们的基本面貌、诉求、困境，有利于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治理效能，构建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当然，也需要防范数字社会和数字公益给传统的条块管理结构的冲击，提早预防，保障线上治理与线下治理的无缝衔接，协同推动。
（作者：刘学、吕鹏，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