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乡村”的五个关键维度

一系列法律、法规、文件中都提到了数字乡村。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这是把“数字中国”建设放到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位置。

再比如，《乡村振兴促进法》、政府工作报告、“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等都有涉及数字乡村的内容。也有中央直属机构颁布的一些文件，重要的如《数字乡村建设指南》、《数字乡村建设发展行动计划》等。2019年颁布的《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给“数字乡村”建设提出了“四步走”的规划。2023年2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这对“数字乡村”建设作出了提纲挈领的规划：“推进数字社会治理精准化，深入实施数字乡村发展行动，以数字化赋能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和乡村治理。”

这些文本揭示了什么呢？一句话概括，“数字乡村”是党和国家的重要战略方针。再加一句：中央关于“数字乡村”的顶层设计已经完成，“数字乡村”进入到越来越具体的政策实施和项目落地阶段。

但是一个“残酷现实”是：大家可能觉得“数字乡村”挺重要，但是似乎没搞懂或者觉得“数字乡村”离我们很远。所以问题是，有了这么政策文件的指引，我们该具体怎么做呢？

“数字乡村”对应着“信息化”、“网络化”、“智能化”也有三个发展阶段。早在1996年我们就有农业信息平台、村村通，在网络化阶段我们开始有一些联网的建设，现在智能化阶段则出现了像县域数字化服务商、数智化运营商这些机构。

“数字乡村”不仅仅是文件上的概念，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往往可以感同身受。这张照片是我前段时间在老家调研时拍的，它是卖雨衣、纺织品的一个店。这个店没有具体的名字，只有三个字“网红店”，你看到这个名字可能会好奇、想进去，也有可能进去后发现是个坑。但是大家之所以被吸引，仅仅是因为“网红店”这个名字，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了互联网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已经成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如果说刚才的图片只是一个例子的话，那么，更宏观的趋势是什么呢？2021年，我们的研究团队和蚂蚁集团研究院合作发布了《2021中国“数字县生态”的九个小变化》报告。在这个报告里，我们描述了数字化在县域的九个小变化：因为数字技术的下沉，出现了“导航里的村子多了”、“县城重新热闹起来了”、“村里人睡得越来越晚了”、“农村女性化妆的变多了”四个小变化；另外三个变化分别是“村里人靠卫星种地了”、“县城老师少用粉笔了”、“县城里的红灯变短了”,背后是数字金融服务、数字公共服务、数字治理在加速下沉；最后两个小变化是“‘县城大牌’爆发了”和“‘冠军县城’越来越多了”，这折射了县域的消费力和产业带在数字经济时代的爆发力。

虽然从文件上看“数字乡村”似乎离我们很远，但是从县域的数字化发展来看，数字化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的生活、经济、治理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以前不起眼的地方，可能会因为抓住了数字时代的发展机遇而带来不可估量的效益。比如今年的淄博烧烤，是五一最火的地方之一，成了借用互联网营销手段创造的“网红爆款”或者“打卡地”。还有山东的曹县，以前卖棺材，现在不仅做棺材还做家具，主要销售渠道就是网络；原来做寿服，现在则做汉服并成为全国网销汉服的最大生产基地。

▲ 中央网信办《数字乡村建设指南1.0》

“数字乡村”建设分为以下几个层次：

第一，信息基础设施是数字乡村建设的数字底座。建设内容包括网络基础设施（电信&广电）、信息服务基础设施（各种站点）以及水利、气象、电力、 交通、农业生产和物流等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升级。

第二，公共支撑平台是实现各类数字乡村应用的系统基础，建设内容包括公共数据平台（涉及到相关数据全汇聚）和各类应用支撑平台（如数字一张图）。

第三，数字应用场景是农业农村生产生活各个领域与信息化深度融合的适用情景，包括乡村数字经济、智慧绿色乡村、乡村数字治理、乡村网络文化、信息便民服务等。

第四，建设运营管理为数字乡村工作推进主体提供了多种建设运营模式。

总结来说，目前“数字乡村”建设存在“脑瘫、肾虚、腿软”的问题，“脑瘫”就是大脑不知道该怎么办，没有建设思路；“肾虚”就是中间一层运营不足；“腿软”就是基层没干好、或者工作没有发挥实际效果。

具体来说包括以下几类问题：

一是流于形式。数字化项目实际使用频率低，没有起到提升基层治理工作效率的作用。行政任务流于形式，反而加重干部负担。

二是千篇一律。各地数字化系统功能类似，模板化明显，没有挖掘出特色功能和特色实践。

三是缺乏内生动力。缺乏村民参与和互动的渠道，缺乏激发村民参与数字乡建的内生动力。

四是缺乏整体规划。“一把手工程”并未真正形成，缺乏县域整体推动、县、镇、村三级联动的规划。

五是缺乏专家参与。缺乏专家的指导、规划与深度参与，缺乏观察、总结、提炼与提高。

六是整合困难。国家希望数字乡村与智慧城市深度融合，承担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的重任，但是目前数字乡村系统与城市公共服务整合困难。

一是尊重各地实际情况。一定要根据各地实际情况来建设数字乡村系统，万不可一套系统强行套用推广，否则只会流于形式。

二是以治理功能为基础。不是所有村庄都能“产业兴旺”，但是所有村庄都必须要“治理有效”，数字乡村治理系统是基础要求。

三是已有实践数字化为起点。把各地乡村已经存在的较好实践进行数据化、数字化。例如：象山县“村民说事”、仙居县“一键开发票”等。

四是挖掘特色模式。依托各地资源禀赋，挖掘出特色的实用功能。例如：针对集体经济发达的乡村，数字系统就应该围绕集体产权展开。

产业兴旺和治理有效是互相支撑、良性循环的关系。我们到任何一个地方去看，凡是产业兴旺，最终都要求治理有效。

例如一个村子若不能实现治理有效，出现诸如大量上访、宗族势力林立等矛盾纠纷现象，这个地方的产业发展则不可持续。另一方面，凡是治理有效，最终都能够给产业发展奠定基础。因为一个治理有效的地方营商环境相对好，有人愿意来投资，投资的回报预期也是明显的、投资收益也比较大。因此，可以说，“数字乡村”建设，乡村治理才是最重要的基础设施。产业兴旺带动治理有效，这是从1到100的锦上添花。治理有效奠基产业兴旺，这是从0到1的雪中送炭。

县域数字经济有三个主要场景：智慧农业、县域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电子商务。

第一，智慧农业通过智能设备提高亩产、提高农业的附加值，这些项目的资金体量一般比较大，能够引进比较大的项目、吸引大公司的投资。

第二，传统县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是数实融合的重要“场域”。比如福建晋江的纺织业，很多工作都开始由机器、数字化的设备来完成，工人只是进行巡检的工作。还有很多传统的一县一品，如泳衣、假发、白酒，具备一定的产业基础，甚至形成产业集群，这是数字化建设最容易出成果的地方。此外，广泛分布在县域的中小企业是“实打实”的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也是县域数实融合的主力军，我们和蚂蚁研究院在2022年发布了一个“以小建大”的报告，我们通过调研十几个省份分布在服务业、农业、制造业、跨境贸易等各个行业领域的近百家中小实体企业，发现在通往数实融合的这条道路上，中小企业正在悄然变化——“餐饮业黄金地段被重新定义”；“技术人才正在从‘大厂’流向‘工厂’”；“中小实体企业‘数据意识’开始觉醒……

《以小“建”大：中小实体企业数实融合新趋势观察》

（▲ 点击图片标题查看文章）

第三，县域电子商务方面，农产品电商越来越难做。到了今天，在大多数情况下，如果前期没有基础，仅凭一县之力，已经很难再做出什么电商奇迹了；对于前期有基础的县域，如果不能进一步整合市场和国家两个能力，过去发展起来的电商基础同样也很容易就付之东流。原因在于电商工作其实特别考验一个地方的干部和企业家驾驭市场的能力。线上渠道不畅、运营能力不足、政策支持乏力、资金不稳、无货可卖、农业衰败、领导漠视等困境是县域电商发展的主要拦路虎。

此外，县域电商产业的马太效应会越来越突出，对大多数落后县来说，得承认自己在电商大潮中落伍的现实，关键是要找准自己在整个国内和国际产业链分工上的位置。对更高层级的政府来说，应该鼓励和支持电商发展好的地区发挥核心枢纽作用，鼓励跨区域合作，实现各县区之间的优势互补，尝试打造县区之间的电商共富产业链，进而形成区域发展的中心，凸显出产业转型发展的规模效应。所以对于大多数县域来说，融入电商生态，不一定非要靠做电商。

最后，无论是电子商务发达的县域还是落后的县域，都要做好电子商务的核心三要素“人”、“货”、“场”的建设，而将这三者有效发挥作用，则需要在前台（流通与销售）、中台（数据平台）、后台（生产）三端同时发力。

《社科院专家中西部走访：县域农产品电商为啥越来越难》

（▲ 点击图片标题查看文章）

基层数字治理的要点是：两选择，两抓住。一是选择实用的系统。量力而行，钱要花在刀刃上，避免“过度数字化”和形式主义。二是选择实用的工具。领导认可、干部减负、群众有感。三是抓住关键场景。基层治理的事情很多，但是不是什么事情都适合数字化。一些比较容易的数字化场景包括：积分制管理、乡村文明、村民说事、人居环境整治；填报表格、汇报材料、财务管理、一网通办。四是抓住关键人物。数字化要有人来干，比如乡村里的年轻人，可以成为村庄数字治理的管理员；还有各种“特派员”，比如科技特派员、文化特派员、驻村干部、第一书记等；还有妇女群体，也可以在村庄事务中发挥巨大作用。

文｜吕鹏

中国社科院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