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先的直播更多的是以主播主导，是一种情感型劳动。疫情期间，线下的生产经营活动无法正常开展，许多中小企业开始利用直播短视频来复工复产，引导平台建立起新的直播生态，即由情感劳动转向情感和经济劳动等多种类型并存的状态。
各位专家，下午好！刚才听了大家的发言，收获良多。我没有用抖音直播过，但是对技术的社会后果、以及中小企业发展一直比较关注。我今天主要结合社会分层与流动理论对直播与中小企业发展谈几点想法，供大家批评指正。具体包括以下三点：
1. 直播也是生产力：由情感劳动转向情感和经济劳动等多种类型并存的状态
我们知道2016年被誉为中国直播的元年。早先的直播更多的是以网红主导，更像是一种情感型劳动。情感劳动型直播的主要特点是通过“表演”去获取经济回报，直播在刚兴起时更侧重为用户带来休闲和娱乐，而用户以“打赏”或“点赞”作为回报，比如刷个火箭什么的，同时也让平台获利。但是，相对而言，中小企业的参与度是不高的。
在疫情阶段，线下的生产经营活动无法正常开展，许多的中小企业开始利用直播短视频来复工复产，保持一定的经济活跃度。其中，平台也在构建新的直播生态。抖音、淘宝等等都有类似的活动。电商型、新闻型和社交型的平台纷纷都加入到直播浪潮中。像抖音的案例集中，我们看到一些村长、县长都开始通过直播为一些地方农产品、特色产品，如甘肃的枸杞，进行代言和带货。在这个阶段，直播已经是真正的嵌入到生产过程中，就像毛丹教授提到的那样。
在我看来，原来情感型劳动的产出更多的是一种服务产品，而现在嵌入生产过程的直播所产出的则更为多样化，不再局限于输出服务。所带的货是实实在在的。越来越多的直播被放在商品的流通过程中，而传统的中小企业以直播为媒介，缩短了B2C的距离，利用直播的渗透性。
2. 直播促进消费升级：直播助推发展型消费转型
在一定程度上，直播短视频也加快了中国社会的消费方式转型。我们知道，经济结构的调整往往离不开与之匹配的社会结构，而消费结构又和社会结构关系紧密。在学理层面，生产型消费主要是日常的生活必需型的，而发展性消费会更倾向于闲暇，以及和对个人的发展有直接相关的消费形式，比如教育培训消费等。
最近的疫情，我们能明显感觉到，人们足不出户（也没法出去），就可以满足购物，旅游，美容，娱乐等等的“云”消费需求。直播可以在手机、电脑等客户端窗口里展现多彩的大世界。现在的很多直播，比如网络课程、旅游规划、网上购房等，其背后都是和人们对高质量的美好生活追求有关系的。在这个过程中，也让我们的中小企业，从原来的互联网+转向了直播+，更加精细化。
消费转型对中小企业的产品的市场化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不再是传统的单向度的一方卖一方买，而是强调线上互动在企业和消费者中间的黏合作用。
3. 直播加速消费结晶化：中产阶级新消费观值得关注
社会学家认为，在一个后现代或后物质主义时代，个体的消费更强调消费的符号性，而且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越来越个体化和个性化。这次疫情，直播的最直接后果，就是带货，把B端的货更快地带给C端。虽然主播们在年龄、职业、颜值、口音等都各有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都是某方面消费的意见领袖，“注意力之王”。传统的消费是自我主导，而直播消费中，网红主播可以把控节奏，引导人们进行消费。他们对粉丝的品牌、价格、款式、功效等偏好都起到形塑的作用，使得消费偏好呈现出越来越多的共性。用户不仅仅在购物，更重要的是享受这个参与的过程，与传统的电视购物相比，更体现出“主播-粉丝”、“粉丝-粉丝”互动的“渲染”作用。如果说原来的消费更加的“碎片化”，现在的消费呈现出明显的群体化特点，我借用社会分层的术语——结晶化来做个比喻。就是说，消费开始群体化，而每个群体又在整个结构的某个恰当的位置上（niche）。
在这个变化过程中，中产阶层特别值得关注。有钱有闲是直播受众的重要构成。直播不断输出的价值观念，正在点滴地塑造人们的消费观。例如，更多的人愿意花钱去支持扶贫项目（如助农产品），购买在线课程为自己充电，为健康的生活方式埋单。
那么，对于中小企业来说，可能需要认真思考如何去应对这种新的消费结构变化，更加清晰地定位自己的C端，尤其是后疫情时代。同时，这种变化对于直播平台，就有责任对于这些消费行为和方式进行健康的引导。譬如，现在大数据可以分析用户画像，追求微目标（如中山大学梁玉成教授所言），让吃甜的人收到更多的吃甜直播推送，吃辣的人得到更多吃辣直播推送，这只能是让消费结晶化变得更加“坚实”，而这长远来说对于健康的消费生态成长是不利的。
这是浙江大学社会学系范晓光副教授于2020年3月26日在浙江大学社会学系与中新网联合在线上举办的“直播与中小企业发展”研讨会上的即席发言。该会议探讨如何利用直播服务中小企业恢复经营、助力经济复苏。
